好多天过去了，春仕一点消息都没有。那种牵肠挂肚的担心与着急，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新的区政府刚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几千年封建制度延续下来的农村，急需新的规划和改革。春鸿每天从早忙到黑，晚上还要写报告、看文件，规划着解放后农村的发展与建设。一天休息不了俩小时，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家。我接受了王政委、不，现在应该说是县委的王书记，创办区小学的任务。回到家后，就翻找出小时候读过的一些书籍。可能是那时候年龄还太小，有些东西并不是很理解。现在找出来重新阅读，还真是觉得，老祖宗留下了太多的好东西。可现在毕竟是新社会了，里面的很多东西，还须有选择性地拿出来，给现在的孩子用。另外也应该添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才算得上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后，我决定自己编写教材。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有半壁江山没有解放，上级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新编教材发下来。所以，只能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己编写一些临时性的东西，以备教学所用。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提纲，一并上报给了王书记，很快就得到了王书记的鼓励和支持。秀兰身子骨本来就弱，又加上过度地挂念春仕，因此一病不起。多亏兰兰懂事，家里的很多事情，大多都要靠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来打理。有时候小孩子一个人干不了，就叫来她的大娘和弟弟，来家帮着干。就在我使出浑身解数、忙地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在济南教书的董树才先生回来了。我高兴极了，就去拜访他，向他求教办学经验、并劝说让他留下来，帮助家乡办教育。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先生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从他嘴里，我竟然还意外地得知了，春仕和他二叔的确切消息。我把这些消息，赶快告诉了春鸿。春鸿立即电话向王书记做了汇报，并再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亲赴济南，争取劝说他的弟弟李春仕。王书记作了回应，说因为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特务机关新进了很多的无线电监测设备，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开机，加紧了对我党地下电台的检测和定位。使我们的地下电台，只能保持静默状态。城门口更是加强了警戒，对进出城门的人，进行了更加严格地检查。我地下党的同志，即便得到了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也很难发送出来。为此上级组织决定，派一个记忆力超强的同志，把情报一字不差地记在脑子里，安全地带回来。王书记就批准了春鸿的请求，要求他在劝返弟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情报带回来。同时也提出了县委同志们的担心，说他的二叔李无惧、是个及其危险的人物，要求春鸿多加小心。必要时宁可放弃对弟弟的劝返工作，也要把情报安全地带回来。并通过特殊渠道，通知了济南的地下党组织。要求他们抽出人力，全力配合春鸿的这次任务。于是，春鸿就把区里的工作，向其他同志简单地做了交代，然后准备动身去济南。
有的时候，事情还真的就是那么巧。竟然还是几天前春仕租用过的那条船，顺着小清河水，又一次顺风逆流而上。不过，这次租船的却是春仕的大哥李春鸿。原先，春鸿是准备走陆路，经新城、过长山，走邹平、章丘绣惠这条道路去济南。可考虑到董树才带回来的消息，不过是只言片语。要想获得更多信息，只有循着春仕的踪迹走。因为春仕走的是水路，由博昌城旧址附近租船、至黄台码头上的岸。为了便于打听到有关弟弟的更多消息，春鸿就放弃了原来确定的路线。并根据董树才先生的描述，特意打扮的和弟弟一模一样。也是礼帽长衫，只是身边多了一只小皮箱。孤身一人，踏上了传递情报、和寻找弟弟李春仕的道路。他面朝后坐在仓门口，亲切地和老船工攀谈了起来。
性格开朗的老船工，一边奋力地划着浆、一边饶有兴趣地和春鸿讲述着，几天前那次有惊无险的特殊经历。他说：“咋一见到你，俺还以为是上次的那位先生，又回来了呢！”接着，他手往前方远处岸边、一处蓬蒿野苇茂密的地方指了指。绘声绘色地说道：“先生你看。就是在那里，‘砰砰’两声枪响。一个赤臂裸胸、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带领着三个穿国民党军官衣服的年轻后生，从那片野苇丛中钻了出来。冲着船头，‘砰砰’又是两枪。子弹贴着头皮飞了过去，哎吆唉、可把俺给吓坏了！连忙双手抱起脑袋，蹲了下来。心想，坏了，这下可算是彻底地玩儿完了。以为又是碰上了拦路抢劫的土匪呢！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是一伙儿的，你说这事儿玄乎不玄乎？”
李春鸿听后开心地笑了。为了打听到弟弟的更多消息，他一边高兴地点头笑着、一边应声附和地说道：“玄乎、玄乎，也真的是太玄乎了！”接着，又故意装作不解地问：“老人家。你怎么就那么地肯定，他们就是一伙的呢？”
老船工认真地告诉春鸿说：“那可是俺亲耳听到的，还能有假？那位先生，管那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叫：二叔；那三个穿国民党军官衣服的年轻后生，管那位先生叫：营长。俺听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假？保管错不了！”刚说完，老船工突然又想起什么来。手往前方一指说：“噢，对了。就是在那片河滩上，他们四个人还面向东南、歃血为盟拜了把子呢！”
李春鸿专注地听着，关切又问：“那后来呢，歃血为盟以后，他们又做了什么？”
老船工见李春鸿对他讲的事情，是那么的感兴趣，就更加来了精神头。回答说：“后来，从上游开过来一条船，是一条大客船。船上的一位客人，大老远的就认出了他们。管那位先生叫：春仕。冲那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叫：无惧。”说完后又仔细地想了想，然后肯定地补充说：“对、就是那么叫的，错不了！”
李春鸿认真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又问：“老人家，你知道吗，船上的哪位先生姓什么？”
老船工极力地思忆着，然后肯定地回答说：“哦，俺想起来了。船上的那位客人姓：董。俺还清楚地听到，那位先生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董老师。”
李春鸿详细地追问道：“老人家。你能不能告诉我，听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老船工兴奋地告诉春鸿说：“听到了。船上那位姓董的客人，问那位先生要去哪里？那位先生告诉姓董的客人说，他们要去济南。可姓董的客人却劝那位先生，叫他们不要再去济南了。说济南要大打仗了！可那位先生就是不听，还是坚持要去济南，找什么周司令。”说完后，又认真地想了想。使劲地点了一下头，确认道：“对。没错，就是这么说的！”
李春鸿笑了笑，为了确认这些情况的真实性，还故意一手指着自己的耳朵问：“老人家，不会听错了吧？”
诚实而又执拗的老船工，不服气地回答说：“不会的，怎么会听错了呢？先生你不知道。俺们这些行船的人，耳朵和眼睛，都好使着呢！”紧接着，又像煞有介事般地描述说：“先生你是没看见，当时的那个场面、那个架势。若是一般的人呀，吓、也得被吓个半死！先生你猜怎么着？上游的那条客船啊，刚刚从跟前开过去。那位凶神恶煞般的二叔，就立即变了脸。‘嗖’地一下，就掏出了双家伙。瞄准前面船上，说非要打死那个姓董的客人不成！要不是那位先生手疾眼快，硬是拦了下来。那位客人的性命啊，可就悬了！”
这回儿，李春鸿可是真的有些纳闷儿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二叔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做出那样不合常理的事情来。于是便问：“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老船工深沉地叹了一口气，忿忿不平地回答说：“可不是吗！你说那个二叔，他也太不是个东西了。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多好的乡亲呀，还是他侄儿的老师。可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命就丧在了他手里！”
李春鸿也是一头的雾水，他百思不得其解。二叔虽说浑是浑了点儿，可于公于私，董树才与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呀？况且，还是在那么友好的气氛下，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突然对自己的乡亲下手呢？于是就问：“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也太不合乎常理了吧！”
老船工更加生气了，竟然破口大骂起来：“可不是吗！那个混账二叔非得说；若放船上的那位客人回去，他们的行踪，就彻底地暴露了。可那位先生却说不怕，暴露了、就暴露了。难道他的大哥，还能追到济南去不成？济南，那可还是他们国军的地盘呀！一看到这情景、这架势。俺这脑子里呀，突然“轰”地响了一声，心里头感觉拔凉拔凉的。开始犯起了嘀咕，这回呀，可就真的是玩儿完了。甭说要船钱，能保住这条老命、不被他们灭口，就算是祖宗荫德庇护、菩萨面前烧高香了！可让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船到了黄台码头。几个人一上岸，那位先生竟然一个子儿不少的把船钱付给了俺。临走的时候，还客客气气地跟俺说了声‘谢谢你呀，老人家！’那声音、那容貌，跟先生你呀，太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听完老船工这一路上的讲述，李春鸿基本上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既高兴、又激动。感激地对着老船工说：“老人家。您的这番话对我来说，那可真的是太重要了。老人家，谢谢您！”
朴实善良的老船工，见李春鸿这么地尊敬他，高兴地不得了。就越发地来了精神头。他一边奋力地划着双桨、又一次唱起了家乡的小戏儿：“大雪飘飘年除夕……”那粗犷朴实的吕剧唱腔，充满了家乡的泥土气息。让人听了，感觉特别的亲切。老船工越唱越高兴、越划越有劲儿。小船顺风逆流，飞快地向前行驶着。
一帆风顺，小船到了济南府。李春鸿在黄台码头下了船，付上船钱、拜别了老船工，大步朝城门走去。
李春鸿来到城门前，注目观察，看到城墙上下、到处都布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他们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城门口更是戒备森严，门前不远处安上了铁栅栏。荷枪实弹的守卡官兵们，一个个鹰视狼顾、警惕地注视着附近的一切，仔细盘查着每一个进出城门的人。等待进城的人们，在栅栏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李春鸿手上提着小皮箱，大大方方地排在了进城的人群中。走到入口前，从容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通行证。一个检查兵上前拦下了他，看完通行证后，又对他进行人身检查。另一个检查兵，则打开了他的小皮箱。翻开箱中的衣服，发现箱底有两块现大洋。贪婪的眼神中，还透露出来那么一丁点儿的拘谨和羞涩。抬起头来，察言观色地看了看李春鸿，李春鸿却故意微笑地冲他点了一下头。那个检查兵便不动声色地攥起了银元，也没有再仔细检查，就合上了皮箱。然后提起皮箱，还给了李春鸿。还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挥了一下手说：“一个穷教书的，走吧走吧！”
李春鸿点头一笑接过皮箱，不慌不忙地往城里走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三章：济南寻弟遇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