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棋子的千古风流

火皇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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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濮议之争成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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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将中书门下机要文字汇编成《总目》。

此前,京师各衙军民官吏财政之类,都没有总数,中书省一旦需要,就临时要下属各部门汇集。

欧阳修深感不便,利用公务闲暇,把中书应当掌握的材料,收集整理成《总目》一书。

从此,英宗有所咨询,宰相皆按《总目》回答。

有时候欧阳修休假,英宗就派遣宦官直接到中书省取来查阅。

这时出了御史中丞贾黯奏劾新任河东都转运使孙长卿的案子。

孙长卿与欧阳修早年在洛阳有过交往,原任环庆路总管。当时孙沔起用并委任边防重职,适逢孙长卿任官期满,因此被取而代之。中书省认为孙长卿在职期间没有过错,于是改任现职。

贾黯却连上奏章,弹劾孙长卿守边不负责任,主张降职使用。

按说,不管孙长卿是否应当被弹劾,贾黯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力,随即二者形成某种攻防关系,被弹劾的要申明自己的无辜,弹劾者要继续穷追猛打,并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而当证据有限的时候,英宗的态度就成了关键。

当贾黯再一次递上弹劾孙长卿的奏札,英宗忍不住大声呵斥:“已经办成了的事情,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改变!”

英宗的声音里不仅有不满,还透着十足的不耐烦。

欧阳修觉得英宗这样的说辞不太合理,便争辩道:“臣等认为不是因为事情已经办成了,就不可以改变。如果朝廷的任命不太妥当,就应该采纳台谏官的意见,以显示陛下从谏如流和臣僚知过必改。问题在于,孙长卿的任命并无过错。如果屈从台谏官的意见,就会使孙长卿蒙冤受屈。这在情理上站不住脚,所以难以从命。”

英宗对台谏官的连章劾奏,非常反感,忿然道:“难怪有人说,台谏官侵夺宰相权力。”

照理,皇上已经恼怒如此了,就算借个胆,大臣也不敢再发声。

不要说相反的意见,即使称颂的话都是多余的,弄不好就有可能把皇上惹翻。

英宗估计也是这样想的,以为欧阳修可以闭嘴了,谁知欧阳修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欧阳修觉得这种说法不对,于是又替台谏官辩解:“陛下这么说就不对了,朝廷设置台谏官,就是专门用于劝谏。如果台谏官遇事沉默不语,就是失职。如果认为劝谏就是侵权夺权,那么台谏官就没事可做了。”

英宗能怎么办呢?面对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重臣,他能怎样?更何况,接下来有关他生父的尊称问题,还需要欧阳修带头发声呢。

他只好说:“罢,你言之有理,所谓理不辩不明,也是这个道理吧。”

仁宗大祥期一过,英宗下诏,由礼官和待制以上的大臣们集中讨论祭祀典礼中皇帝对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的称呼问题,大臣们应秉持至公之心,赓续人伦孝道,务实建议。

诏书于四月七日下达。

“濮议之争”形成高潮,则是在两个月之后,标志是朝廷大臣在“濮议之争”中形成了“中书派”和“台谏派”两大对立派别,并为维护各自的观点掺入了互相之间长久以来的积怨,以致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台谏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谏官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赵鼎、傅尧俞等人。司马光代表“台谏派”奋笔立议,主张按照前朝惯例,对濮王赵允让“高官大国,极其尊荣”,对三位妃子“改封大国太夫人”。

以宰相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为代表的“中书派”,认为司马光奏章对濮王究竟怎么称呼表述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拒绝立案讨论。

“中书派”上呈奏章,援引《仪礼·丧服记》、《开元开宝礼》以及本朝《五服年月敕》等经典,指出英宗作为仁宗嗣子,守濮王丧已经降低了一个等级,守丧过后,对亲生父母还应以父母相称呼。

如果按照台谏官的意见,那么,英宗所下的册命书该如何下笔?世间哪有儿子册封父母的道理?查遍古今《礼》制,都没有改称亲生父亲为“皇伯”的记载。

“中书派”建议不妨将两派意见同时下达,公开分歧,让朝臣们展开讨论。英宗听了,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

“中书派”,以欧阳修为代表,认为他们这一派的意见站位高,立意公允且符合情理,受到拥护是可以预期之事。

出乎“中书派”意料之外,大多数朝臣赞同司马光的意见,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状况。

尤其始料不及的是,曹太后站到“台谏派”一边。宫中传出太后手书,严厉指斥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当称濮王为“皇考”。

英宗看见太后表了态,觉得不便再往下讨论了。因此暂时中止“濮议”,要求有关人员广泛考据经典,继续研究,以按照《礼》制行事。但是,“台谏派”自恃有曹太后撑腰,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强攻势,乘胜进军。

争执是显而易见的,走在路上,两派的人互相遭遇,不需过渡,直奔主题,很快高声大气地争论起来。

赵鼎、傅尧俞和韩琦、曾公亮甚至加入了肢体动作,激烈扭打起来。不知谁的拳头将赵鼎打成了乌鸡眼。英宗是接到小黄门报告之后赶来的,心想这成何体统,厉声喝止了两派的肢体纷争。

欧阳修本来也到了现场的,但实在不想以这种方式给世人留下印象。他可以辛辣地用语言批判,也可以做出愤怒的姿势,但是不可以诉诸武力。他知道多数士大夫都不屑于如此行事,但人到了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当口,可能犹如醉酒,很难把握自己形象展示。所以他只是远远地站在一旁,冷眼相看。

一直到八月初,由于秋霖不止,暴雨成灾,京城地下水冒涌,毁坏官衙民房,溺死人畜,损失惨重,“濮议之争”才不得不渐渐停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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