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棋子的千古风流

火皇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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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章 仁宗之后是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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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1065)正月十三日,英宗与欧阳修等人议论西北边境形势。

原来,西夏主李谅祚派吴宗到宋朝,庆贺宋英宗即位。当时西夏使节想佩戴饰物觐见,但这不符合礼仪,宋朝来迎接的人不让,西夏使节也不打算妥协,结果由此外交礼仪事件引发战争。西夏频繁出兵侵扰秦凤、泾原等路。

数以万计的西夏骑兵昼伏夜出,仿佛横空而来,烧杀抢掠,宋朝西部边境军民损失严重。

英宗感叹朝廷里军事人材难得,欧阳修趁机推荐起用孙沔。

孙沔是一位庆历时期的边境老将,熟悉边事,有治军才能。皇祐年间,在平定侬智高叛乱中,以战功提升为枢密副使。后来,因为有淫乱情节被罢官。孙沔虽然年已古稀,但是心志不衰,飞鹰跑马,一如当年,仍可为朝廷效力。

欧阳修《乞奖用孙沔札子》,请求英宗“弃瑕使过”,以备“一方之寄”。

由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朝廷终于任用孙沔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旋即出守庆州(今甘肃庆阳),不幸由于过度训练,引发瘫病而崩溃,于次年四月病逝。

针对西部边境新形势,欧阳修上奏《言西边事宜第一状》,建议英宗“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他认为当前敌我形势,已经不同于庆历初年,这次谅祚叛乱,未必对宋朝不利,如果战术策略运用得当,宋廷可以趁机“雪前耻,收后功”。

在总结过去宋夏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欧阳修提出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战术方略,概括说来就是分三步走:

首先,不搞大规模出击,兵分五路,瞄准敌之薄弱环节轮番猛攻。其次,我军每次出击,敌军一定集中兵力抵御,倘若敌军在东面集结,我军就从西面进攻。第三,五路轮流出击,使敌军疲于奔命,我军以逸待劳,以攻为守,定能确保西部边境安全。

奏状上呈,许久不见反响。

欧阳修又上《言西边事宜第二札子》,敦请英宗“赫然发愤,以边事切责大臣”,力求一劳永逸地打出国威。

他趁机吐露心中的最大的忧虑:“臣恐山下因循,又如庆历之初矣。”

因此请求将自己的奏状,连同韩琦进奏的庆历年间议论山界的文字,一同降付二府,供朝臣讨论。

英宗终于决定反攻。

到了第二年九月,西夏主李谅祚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宋朝的大顺城(今甘肃省庆阳县北),将大顺城团团围住,日夜攻打,但围城三日仍不能破城,李谅祚遂身穿银甲、头戴毡帽、大张伞盖亲临督战,鼓舞夏军的士气。

李谅祚整这么一副行头督战,实在太过显眼,这等于是告诉宋军,我李谅祚在此,你们来打我吧。

果然,宋环庆经略安抚使蔡挺挑了八百强弩兵列在城头上,朝着李谅祚一通暴雨式的猛射,李谅祚躲避不及,被乱箭射伤。西夏将士看到皇帝受伤,只好率军撤围。

西边的战事刚趋于平息,京师里,英宗就盯上了三司使蔡襄。

英宗要将蔡襄从京师赶走,出知杭州。

这件事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英宗对不利于自己的人和事,必是不肯放过的,他要一件一件地来处理。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竞相传说,当年,仁宗选定英宗做皇子,内廷宦官宫女多持反对意见,蔡襄也有奏章表示异议,认为英宗身体状况糟糕,恐不堪大用。英宗病愈亲政以后,对蔡襄耿耿于怀,好几次向宰辅大臣问道:“蔡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有一次,蔡襄因老母患病,早朝请假,英宗疾言厉色地责问中书大臣:“三司执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忙。蔡襄十天当中因私请假四五次,是不是在他眼中,家比国家更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换人?”

韩琦奏告:“三司使没有过失,照顾老母情有可原,哪有理由罢免?再说,今天要找一个才识名望超过蔡襄的人,实在不容易。”

欧阳修接着进言道:“蔡襄家有八十余岁的老母亲,老母体弱多病,的确需要照顾,今天他请早朝假,太阳出来就会上班,并没有荒废三司事务。”

尽管如此,大臣们奏事,凡有涉及三司的情况,英宗总是忿然不乐。

被英宗瞧不上,非同小可,蔡襄迫于疑惧,多次上书请知外郡。在决定蔡襄去留的时候,韩琦问英宗,是不是亲眼见到过蔡襄反对立皇子的奏疏。

英宗说:“宫中虽然找不到文字证据,但是早在庆宁堂时,我就听说过这回事。”

庆宁堂是英宗即位前的府邸阁,英宗所读经籍之处。按说以英宗当初的地位,宫廷里所议之事应该传不到那里。但英宗既然这么说,则说明这样的风声当时已经有了。

韩琦、曾公亮都奉劝英宗不要轻信流言蜚语,指出小人们惯用“疑似之言”陷害忠良。

欧阳修更是径直问道:“陛下认为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英宗回答:“虽然没有文字证据,又怎么能肯定它一定没有呢?还记得《四贤一不肖》么?”

那是景祐三年(1036)的事,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落职饶州,余靖、尹洙、欧阳修也因仗义执言纷纷被贬出京。而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蔡襄,还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官,连站出来仗义执言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四贤一不肖》诗五首,称颂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唾骂诬陷范仲淹的谏官高若讷为不肖之徒。

欧阳修不同意英宗的看法:“这根本就是两码事。现在陛下所怀疑的事情,不要说没有证据,就是有了证据,也需要辨别真假。前朝夏竦陷害富弼,指示婢女仿习石介笔迹,伪造石介替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全靠仁宗英明,富弼才得到保全。至和初年,我治丧返回朝廷,小人伪造我请求淘汰宦官的奏稿,传布朝廷内外,宦官对我无不咬牙切齿,判流内铨才六天,就出知同州,也是全靠仁宗保全,我才有今天。由此可见,即使有了文字根据,也要分辨真伪,何况没有任何证据,希望陛下不要多疑。”

英宗仍然愤愤不平:“朕难道还能冤枉他不成,为什么不讲别人,就讲蔡襄呢?”

他最终还是让蔡襄罢免三司使出守杭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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