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京师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入夏以来，励精图治的“庆历新政”，由于限制了权贵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此时的宰相晏殊，仿佛置身事外，浅吟低唱着“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新词，根本没有融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
重臣夏竦更是指使台官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让仁宗皇帝动摇了改革初心。
进入六月下旬，契丹国主耶律宗真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扬言进兵西夏却迟迟不见进一步行动，仁宗怀疑耶律宗真是不是在等待大宋国里什么人的配合，以造成呼应之势。
虽然这怀疑后来被证明子虚乌有，但的确引起了仁宗的心理变化。
而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夏竦。
本来，欧阳修对这位江西同乡并无恶感。夏竦是依靠乃父的声名踏上仕途的，乃父夏承皓曾任职大名府，在太宗年间因抵抗契丹入寇死于战事，夏竦得到朝廷抚恤，被录为润州丹阳县主簿。而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所以，一半靠乃父，一半自己的天赋，夏竦顺利进入政坛。
此外，夏竦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比如曾经对范仲淹有过知遇之德。又比如，当他左迁襄州，正逢当地饥荒之年，虽“大发公廪”，将州库中的粮食散发一空，仍不足赈济灾民。夏竦便打出慈善大旗，劝说州中那些大姓豪族拿出积粮，募得二万斛，使四十余万人得以全活。
但夏竦私德不修，气量局促，心胸狭窄，为人为官任数术，倾侧反覆，常常睚眦必报。仁宗在老宰相吕夷简因病致仕后，一度授任夏竦为枢密使，但因他此前率军与西夏作战中口碑甚差而“复夺之”，转而重用革新派人士，这使夏竦备感失落，把这笔账记在了力推庆历新政这一派人身上。
而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偏偏作《庆历圣德颂》，赞扬朝廷退奸进贤，令夏竦深为衔恨。
夏竦为抨击新政，令家中女奴临摹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诏书。尽管夏竦这次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还是造成了不小的政治后果，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革新派还是相继被贬。
庆历新政的败象，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八月，欧阳修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月初，河北路保州（今河北保定）驻军不堪官员虐待，发动兵变，杀州官，占城堡，朝廷正组织兵马进剿。加上契丹大军集结北部边境，仁宗有意选派大臣，充实河北路守备。
宰相晏殊则力荐欧阳修出使河北路。
在庆历新政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台谏官都反对欧阳修离开朝廷。蔡襄、孙甫等人一再上书，请求留任欧阳修。
蔡襄“乞留欧阳修札子”说道：事有轻重，度才而处。才有长短，适用为宜。朝廷安危之论系于天下则为重，河北金谷之司系于一方则为轻。修之资性，善于议论，乃其所长，至于金谷出入之计，勤干之吏，则能为之，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长，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
他认为朝廷的谏官和知制诰，重于执掌一路财赋和监察权的转运按察使，而且，欧阳修长于议论，适合留朝顾问。让欧阳修去经度财赋和考察官吏，是弃重就轻，舍长用短，很不妥当。
然而，晏殊坚持要欧阳修离开朝廷。他当初推荐欧阳修做谏官，却没想到欧阳修如此狷介刚烈，如此论事切直，难以通融。与欧阳修的姿态相比，他倒是更愿意理解夏竦的反应，虽然对夏竦的观点并不苟同。
在朝为官，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来自行动，而是来自话语。聪明人应该深谙什么当讲、什么不当讲与何时当讲、何时不当讲的道理。他担心欧阳修一旦获罪，会连累到自己。特别是欧阳修西园赏雪赋诗以后，晏殊对欧阳修更加不满。
在一次会见宾客时，晏殊指着韩愈画像对客人说道：“这个人的相貌有点像欧阳修，或许欧阳修就是韩愈转世吧。我只看重欧阳修的文章，并不看重他的为人。”
因此，晏殊没有同意台谏官的请求。
仁宗对欧阳修还是信任的。有一次群臣奏事，谈到当今人材，仁宗脱口而出：“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材，到哪里去找啊。”
这次出使河北，欧阳修陛辞那天，仁宗说道：“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回朝任职，不会让你在河北长期滞留。有什么要说的话，只管奏告，不必受朝廷内外的限制。”
欧阳修说：“我在朝廷担任谏职，凡有奏疏，尚且担心内容失实，更何况身居外任，我担心传闻有误，奏事多失。”
仁宗劝勉道：“有想说的话，只管奏来，实施不实施，由朝廷裁决就是了。”
欧阳修出使河北前夕，还上了一道“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状”。是年初，二府官员经过协商，遴选各路按察使。选中的人都正直能干，又都长期怀才不遇，这次忽蒙擢拔，分赴各路，秉公执法，奋力报效朝廷。各地贪官污吏心惊胆颤，老病昏庸的纷纷自求退职。但是，越衙上告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诬告按察使“挟具私怒，枉奏平人”。
三人言，可信市中有虎。仁宗终于轻信谣言，下诏书指责各路按察使。
欧阳修在奏疏中请求仁宗收回这道诏命，不要让天下人看到朝廷自毁按察使的权威，叫贪赃枉法的人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