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欧阳修为何连上那么多札子。
天章阁，真宗皇帝在位时敕造，收藏着真宗御制文集和手书，还供奉着太祖、太宗画像。
仁宗开天章阁，召见宰执大臣，询问天下兴废因革大事。还召见枢密院、政事堂官员前往，赐座，并颁给纸笔，要他们就朝政改革直抒己见。
这是一个好现象。
范仲淹、韩琦受命执掌枢密院、政事堂二府不久，欧阳修就曾上奏“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对”札子，指出韩、范二人才识卓尔非凡，又久在边塞，谙晓军事，请求仁宗抽空出御便殿，召见二人，从容咨询，共商朝政大事。
天章阁召对正是欧阳修奏疏促成的。
韩琦上月受命宣抚陕西，离开了京师。这次天章阁赐座召对，只有范仲淹、富弼等人。仁宗在这里几次召见范、富，询问朝政利弊得失。
“召见”当然是提前告诉的，目的是被召见者要好好准备。范仲淹深深感受到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期待，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撰写了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他引述《易经》当中的变通理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提出十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
一曰“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恩荫滥进。
三曰“精贡举”，完善科举考试方法。
四曰“择官长”，加强对地方官吏的选拔。
五曰“均公田”，调整官吏职田不均现象。
六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发展。
七曰“修武备”，招募京畿士兵，加强军事防卫。
八曰“减徭役”，减轻农户徭役负担。
九曰“覃恩信”，兑现朝廷宣布过的赋税赦免。
十曰“重命令”，慎重制定发令条文等。
这些建议除了“修武备”一项，辅臣以为不妥当而没有采纳，其余九项，在庆历新政当中先后由朝廷颁布，付诸实施。
欧阳修趁机把自己得到边塞关于辽国大修天德城、寨堡的消息，向仁宗一一作了汇报。他历数一味求和造成年付契丹金帛五十万、西羌二十万，生民不堪重负，敌人却越来越不满足，筹划着更凶险的阴谋。
而罔顾边事紧张如斯，二府大臣，每天却只以蝇营狗苟为乐，心里没有江山社稷的位置，对形势的严峻、将佐的良愚、中兵的善败、道路的夷险、城垒坚弊、财粮多少等等一概不关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郑重建议仁宗效仿唐时肃宗执政开始时，每天与宰辅大臣分析情势，商讨对策，谕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发展生产，搞好边防战备，不要为委琐之事所拖累。
仁宗听了，连连颔首嘉许。赐欧阳修五品官的服饰，穿戴浅绯色朝服，金带十銙，两梁冠，银制鱼形佩饰，象牙笏。
对正七品的谏官，赏赐五品官服，这是提高谏官地位，使他们免受百官非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皇帝赏赐章服，都出自臣僚们自请，这次却是出于仁宗本意。
仁宗对同时接受赏赐的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人说道：“你们是我亲自选择的，屡次论事，无所回避，所以才有这种赏赐。”
自此谏官每天都是赴内朝，旁听宰相奏事。
谏官就像裁判，意味着一种高度，而在欧阳修心目中，高度就是责任。既然做了谏官，欧阳修就希望可以在职责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公正裁判，将不利于社稷的仓鼠一一剔除。他深知这是一桩得罪人的买卖，弄不好可能引火烧身，因为即使百分百出于公心，是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包括皇上在内的其他人也未必能理解。
但欧阳修就是欧阳修，在他看来，倘若自己只知明哲保身，那也不必出来做官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除了作谏官，欧阳修受命参加了多项国字号文化建设。他参与编辑自景祐二年（1035）以来的诏旨，并担任详定官，后来成书为《庆历编敕》。还受命与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共同详定本朝勋臣名次，与王洙、余靖、孙甫，共同编纂《三朝典故》。
《三朝典故》又名《三朝圣政录》、《祖宗故事》，将太祖、太宗朝的典章制度，分成九十六个大门类，编纂成册。
欧阳修被提拔为领衔同修起居注，参与编纂《仁宗起居注》，记载仁宗言行和朝廷大事。这项使命本身即昭示着仁宗对他的信任。
这时传来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前宰相吕夷简久病风瘫，以太尉名义致仕，不好的消息是，吕夷简的旧账仍未清算。吕夷简先后在朝担任宰相二十四年，权倾天下，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却由于渎职和腐败而使朝廷纪纲隳坏，忠奸贤愚颠倒，导致外敌入侵，兵民疲劳，苦不堪言。
让欧阳修痛心疾首的是，吕夷简虽然名义上退出执政圈子，其流毒却还大行其道，尤其是暗地里他依然与仁宗有文书往来，借此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和追随者，进而影响朝政。
吕夷简身为大臣，却私宠奴仆，带头破坏朝典，欧阳修请求仁宗追回敕命，以严肃朝纲法规。
欧阳修奏“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提醒朝廷在吕夷简引退的时候，不要对他的弟子滥施恩典，强烈反对起用吕夷简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他援引了一个“故事”，即去年十月仁宗批准臣僚建议，今后不得奏荐大臣家仆为官。
听说吕夷简致仕以后暗中常有文书奏入宫廷，欧阳修认为非常不合时宜，当即上疏请求仁宗予以制止。
吕夷简罢相以后，朝廷起用贤人，时政焕然一新，他奉劝仁宗“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不可信从守旧派的歪理邪说，动摇革新朝政的决心。
坏消息是，开封知府李淑晋升为翰林学士。李淑是本朝大臣李若谷之子，博学多才，欧阳修早年曾登门问学，后来又多次投书咨询，对他了解甚深，发现李淑两面三刀，为人阴险奸诈。比如本来当年寇准于他有举荐之恩，在得授秘书郎、进太常卿之后却又依附王钦若，给寇准泼脏水，诬称寇准私喜魏晋鲍敬言之书，而鲍尝著《无君论》，因此有“不可告人”之状。
翰林学士是宫中亲近职务，像李淑这种忘恩负义的奸邪小人，一旦进入侍从行列，势必构陷忠良，沮坏政事，殃及天下。
欧阳修在延和殿奏事时当面谏阻，请求予以罢免。退朝以后，又连上两疏，称李淑多年来朋附吕夷简，在开封任上过失甚多。
原来，仁宗一度想将李淑入知寿州，中书省却要等待李淑自己上书改官，方敢差遣。所以终于有了晋升任命。此时权知开封府吴育劾奏前任知府李淑的罪过，仁宗这才罢黜李淑的翰林学士，让他出知郑州。
另外一起人事案是李昭亮的任命。李昭亮是宋太宗李皇后的侄儿，宋初名将李继隆之子，宋朝开国元勋李处耘之孙，还在四岁的时候就当了东头供奉官。继位前仁宗见了李昭亮，都要叫他表叔。仁宗自河东调李昭亮出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陪署。
欧阳修素来瞧不起此人，以其志大才疏，不可重用，随即上疏反对，上“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称李昭亮无治军之才，不能担当方面将帅。天下如此之广大，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朝廷无法获得人才，因为朝廷做事，常患因循守旧。而最大的用人弊端，在于论资排辈，墨守成规，不敢越级提拔，总觉得无人可用，不得已而用其次，结果误了国事。
欧阳修重申练兵选将的必要性，主张在军队中选任良将。将帅必须在军队之中选贤任能，就像良木应来源于森林那样。
札子的最后，欧阳修的结论是逐级选将之法可以实现军队的优胜劣汰，从而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整治，这样既精简了军队的数量，又节省了军费的开支。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