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了思味的业务,陈耳东如释重负,为了这单业务他还付出了得罪刘敏的代价,所以半开玩笑的叮嘱林大器和付华勇,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必须做好。付华勇的细软很少,除了换洗衣服和两双鞋,其他的都装在一个行李箱里,箱子和折叠好的行军床暂时放在了会客室的角落,被褥则放在顶上的一排收纳柜里。付华勇心情很好,堂堂学设计出身的他终于不用委身在美工部里当美工了,还能和大学时期的设计偶像并肩作战,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价值都得到了升华,而且他再也不用为房租犯愁了,陈耳东时间也挑得真准,正赶上他交下一个季度房租的时候,本来就囊中羞涩,这一跳槽,所有问题一并解决。正当三人在电脑前忙活的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陈耳东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竟然是沈佩。
沈佩过来是找陈耳东兴师问罪的,距离饭局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天,陈耳东除了那一条短信和QQ之外,就再也没有联络过沈佩,沈佩的忍耐来到了极限,她可不想在电话里跟陈耳东发火,还是面对面最能解气,于是不请自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只是一进门,看见了付华勇,依稀觉着有些面熟,印象中应该是陈耳东的朋友,当即忍住没有立刻发作,把陈耳东叫到了门外。
陈耳东就跟犯了错的小学生似的,耷拉着头站在沈佩面前,等侯班主任训话。沈佩把这辈子看过的言情剧台词都搬了出来,冲陈耳东一通数落,陈耳东自知理亏,没有反驳,待沈佩噼里啪啦告一段落之后,他才把这五天来发生的事情做出了叙述,重点是思味和付华勇,其实关于饭局的气,沈佩已经消了大半,她现在所生的气完全是因为陈耳东的冷暴力,陈耳东也只能不厌其烦的跟她解释自己绝对没有实施冷暴力。女人一旦发泄完,也就风平浪静了,当然,表面上还是会维持着脸色,这是大多数女人的习惯。重归于好之后,陈耳东像接待领导视察工作一样,把沈佩请进了办公室,沈佩脸色归脸色,依然跟付华勇问了好并询问了个人物品情况,随后她从收纳柜里拿出一张用剩下的装饰布,把行李箱挪了位置盖在上面,然后将折叠床贴墙靠在了行李箱背后,再把一盆小绿植放了上去,一个小的装饰台就搭好了,如果没人说,根本不会想到布的下面竟然是个行李箱。这个举动让现场的三位男士赞赏不已,尤其是陈耳东,后院的火灭了,他才能专注于工作。
2006年底,大耳传媒问世的第一个年头即将过去,他们一共签约了两家长线品牌合作客户以及若干散单,作为一家应届生开办的公司,表现还算尚可,但究其根本,两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再加上一个强力支持的沈佩,这样的组合倒也很难把公司做烂。在此期间,陈耳东让沈佩约过刘敏两次,但都被拒绝了,刘敏并非是心存芥蒂,而是通过她介绍的客户以及大耳传媒的案例去侧面了解陈耳东。沈佩和陈耳东父母的相处则比较融洽,陆续上门吃过好几次饭,陈父陈母对她越来越满意。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住房不再仅仅象征着安身之所,穷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在习惯了集体宿舍、单位分房的居住定式之后,开始接受商品房的概念。那些年,房地产绝对是势头最猛的行业,依托政策红利和银行放贷的宽松,一大拨房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基建遍布于城市的各条街道当中,随之而来的衍生品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报纸无疑是百姓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因为房地产的火爆,许多报纸的头版次版都成为了各家房企兵家必争的斗秀场,甚至还会在每周加刊地产专版,那时候去买一份报纸,厚厚的一叠如同老师手里待发的考卷,会让人产生一种买广告顺带看新闻的本末倒置感。报纸如此,其他媒介亦是如此,版面最大、制作最精、曝光最多的一定是地产。
陈耳东知道,要想在业内立足,就必须拿到地产客户,可作为一家只有三个人的新办小公司,想要入得地产商的法眼谈何容易,陈耳东尝试了很多办法,却收效甚微。
这日一早,林大器把陈耳东和付华勇叫到了会议室,原来林大器的表姐曾珍有一个同学在区城管局任中队长,当时的很多城管都被下派至了街道办事处,刚好辖区内有一个底楼商铺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租来做售楼部用,他们的营销总监看上了售楼部的外墙,想在上面安一个户外广告牌宣传他们正在开发的楼盘,于是就找到了城管咨询,因为户外广告的行政手续都由城管审批。这个城管队长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听曾珍聊起了林大器的传媒公司,于是就托她问问她弟弟的公司能否接下这单业务。
这种消息对于他们三人来说,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林大器觉得户外广告离他们的经营范围有些遥远,付华勇第一个想到的是用什么材质去做这个广告牌,而陈耳东想到的是,机会终于来了,他不光要帮这家地产商安上广告牌,还要把他们楼盘的全套业务拿下来,借此跻身地产广告圈,成为其中一份子。
介绍完详情,林大器问:“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个业务跟我们有点不搭边儿?”
付华勇说:“户外广告一整面墙,光制作恐怕都要好几万,如果面积很大,估计要十来万。”
陈耳东在一旁没有接话,而是盯着笔记本电脑不停的浏览,林大器问道:“陈老板,你的意见呢?我还得给我姐回话呢!”陈耳东用手指比了一个“嘘”的手势,林大器和付华勇相视一笑,等候陈耳东查完资料发表意见。大约过了五分钟,陈耳东扣下笔记本的屏幕,对他俩说道:
“你们知道客户要租一个户外大牌一年得花多少钱吗?”
二人摇摇头,陈耳东比了一个“三”。
“三万?”付华勇问。
“你傻啊,你刚才都说了一个牌子的制作费都要几万,租这个牌子还能才三万?”
“三十万吗?”林大器脱口而出。
“没错,而且是三十万起,还不包括制作费用,如果是市中心或者黄金地段,上百万都有可能,百利达外墙上的那些户外广告,最便宜的一年都要五十多万,最大的那块电子屏,将近两百万!”
这几个数字一说出口,林大器和付华勇顿时呆住了,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感叹同为广告业务,一个户外广告的产值比他们现在手里的业务加起来还要高,而另一个呆则是这种大业务竟然和自己有了牵连。
“大器,马上跟你姐回电话,就说这个单子我们接了。”陈耳东一副平静的样子。
“你说什么?我们接了?大哥你没搞错吧,我们可没做过户外广告啊!怎么接啊!”陈耳东没有搭话,起身去柜子里拿出了营业执照扔在了林大器面前,指着上面的经营范围说:“自个儿认字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