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过年吃席，不是一顿就吃得完的。无论是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国，还是十七世纪的大明，都是一个样子。尤其是身居高位之人，那连场宴饮，更是一顿都落不得。
至于皇帝，各种高端酒席还得一一出场，虽然大都是蜻蜓点水，到了说几句场面话就走，也把朱由榔累的够呛。
这是维护君臣关系、调节上下感情的必要事务，虽然累，但也不得不完成。而这么多场客套之中，只有一场是他自己主动盼着来的。
那就是之前瞿式耜告知的桑塔罗神父要来拜见一事。
现在还不是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时候，也不是法兰西拿皇东征西伐的年代。葡萄牙这个国家虽然在欧洲群雄并起的浪潮下开始渐渐往下滑落，但对于大明朝来说，它拥有的技术、人才和科学理论还是非常先进的，仍然是那个目前无法赶上的顶级军事强国之一。
所以壕镜澳释放了一些善意，宫里必须、也渴求着做出回应。
即便是这善意多半带着一些条件。
所谓好事多磨，这葡萄牙人还没走进广州，宫里就已经开始扯皮。争论的事情简直如同教科书一般标准：要不要跪。
大明会典上面记录了一系列朝贡国，葡萄牙显然不是朝贡体系的一员。不是朝贡国，那有可能是僭者，可能是霸占一方的海盗集团，总之明方可以不予理会。
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是朝贡国，那你的使者天经地义地就该下跪行礼；你不是朝贡国，那你就不该来，来了咱也不待见你。
朱由榔一听急了，直接下诏要求特殊处理，如果葡方差什么外交堪合的赶紧给人家补上。至于跪不跪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在他这里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现在是国家层面谈交易，条件不行你给皇帝跳霓裳羽衣舞都没有用，条件好了俺老朱给你嗑一个也不是不行。
当然脑子里的想法虽然毫无节操，表面话还是要说得稳妥。皇帝叫来主管会同馆的鸿胪寺少卿，说谈个单膝下跪的折中方案就行，这样两边都保存了面子，节约点时间好直入正题。
至于与耶稣会商谈的主导官员，自然是礼部侍郎。这下皇帝又自己闹了个乌龙，把调任方以智去工部的委任暂且压下，让他先把这一摊活儿干好再说。
就这样，到了正月初三，以桑塔罗神父为代表的壕镜澳耶稣会一行到了广州城。他们在会同馆暂歇一晚后，便准备入宫面圣。
礼部也早早准备好了所用的仪式用具。殿前放置有表笺案和香案，殿中有印案，使者前面也等好了一票鼓手司乐。朱由榔就看着下面一套表演，一会儿黄袱裹表，一会儿红袱裹笺，一会儿赞拜，接着奏乐，然后又拜，又接着奏乐，随后又上香，又奏乐，又跑到台阶前面受礼，然后宣表，然后再拜，搞得人简直精神崩溃。
“现在我要是舞一个花手，以后‘礼崩乐坏’这个成语是不是出处就改成我身上了？”表情庄严肃穆的皇帝立于殿中，神智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正规的流程，应当是礼部侍郎主持、鸿胪寺少卿执行，在会同馆内进行“下发皇帝赏赐、接受使团贡品”的流程。使者有交易需求的，也都应在会同馆与中国商民进行交易。而且馆中的礼部官员还必须在场，以防止交易违禁物品。
总之使节跟皇帝的唯一交集，就只有见面参拜这一小段时间。
朱由榔哪里能忍这个？干脆直接示意礼部，将桑塔罗神父等人引进宫来谈正事。就算有人叽叽歪歪，大不了豁出去来一句皇室成员要受洗，就能堵住他们的嘴。毕竟朝中那么多官僚他们都已经入教，现在皇帝也要仿效，那任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谈事，或者准确地说，谈判，直接是方以智参加并主持。皇帝本来是不需要也不适合参加的，但朱由榔押着方以智一起到了礼部衙门，非要一起。最后礼部官员拗不过，只得加了个纱帘，让皇帝坐在后面观看旁听才算结束。
方以智也是受了皇帝的耳提面命，落座客套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要炮具，要炮匠，要图纸，要火药。
这桑塔罗神父久居澳门，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话回道：“我等既是代表耶稣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委托，贵国各种需求与条件，我方还得详细评估才能作答。”
方侍郎右手一摊，示意对方继续。
而对方的要求也毫不意外：传教。
桑塔罗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故土，在来中国之前，他选择的传教地是日本。可惜运气不好，那时的幕府已经发布了禁教令。从元和二年开始，后面十几年间，日本的教徒被官方杀死了不少于三十万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和狂热的传教士，他转入地下布教，但传教事业显然是越发艰难。
后来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从崇祯六年，也就是1633年起，连发两道锁国令，并颁布“奉书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还禁止滞留国外五年以上日本人归国。神父伟大的传教事业简直陷入了绝境。
而令他放弃在日本传教的，则是四年后的天草起义，也叫岛原之乱。届时日本的切支丹几乎被屠戮一空，幕府锁国也达到了极致。无奈之下，桑塔罗只得想办法偷渡出海，转向澳门，以寻求新的羔羊。
多年的奔波已经让他身体虚弱，逃难之时遭受的旧伤也时不时复发。他自觉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但传教的欲望却在心中愈燃愈烈。
若不是市政会的阻挠，他恐怕早就跟广州官方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壕镜澳的天主教会与其他教派不同，本身就是极其善于变通的，只要能拯救迷途的羔羊，几乎什么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之前庞天寿入澳求援，就是因为市政会没有从中作梗，才能让他带回了武器火药。
此次他来广州，就是带着耶稣会和市政会两方面的诉求：市政会要的首先就是通商条款，金额、货物量，甚至是固定的集市榷场；但他们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到甚至难以启齿，神父直到现在还在思索如何开口。
而耶稣会的目标则要高尚和纯粹得多。最低限度，希望能在广州获得固定的教士居住地以便传教；如果能在广州兴建一座教堂，那当然更是令人满意。
至于神父本人的最高目标，则是继大明诸位官僚之后，说服皇室成员入教。
当然，要是皇帝本人也能成为被拯救的羔羊，那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