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1036）春末夏初，一场酝酿多年的朝廷斗争终于爆发了。
出身于世宦名族的莱州人吕夷简，伯父吕蒙正是宋太祖时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吕夷简自幼跟随父亲游学各地，见多识广，学业精进。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补绛州军事推官，不久升任大理寺丞。河北发生水灾，朝廷选派官员安抚灾民，他被选知滨州。
真宗时任祠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最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真宗崩，年幼的仁宗即位，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刘太后性格刚愎，吕夷简一方面要细心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还要小心翼翼地约束太后的放纵和独断专行。
吕夷简自仁宗即位、刘太后摄政以来，长期身居宰相大位，感到朝廷越来越离不开自己，以前曾经容纳异己，现在却认定异己都是为了妨碍执政。
名利之徒奔走门下，钻营贿赂，卖官鬻爵，作威作福。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以种种借口把那些狷介耿直的官员陆续免职或者调离，换上惟其马首是瞻的人。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到了他的对立面。
范仲淹奉召还京师判国子监，年底权知开封府。
范仲淹对吕夷简执政的武断专行非常气愤，对仁宗说：“汉武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他将吕夷简比作汉代佞臣张禹，仁宗听了也未表示异议，说明仁宗认同范仲淹的说法，但是仁宗并未照范仲淹的希望处理吕夷简。
范仲淹后来寻思，仁宗袒护吕夷简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吕夷简在仁宗亲政后清算刘太后势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让仁宗感觉于己有恩。而且在殡葬仁宗生母李宸妃时，刘太后本欲以一般宫妃之礼葬之，吕夷简却奏请“礼从厚”，以皇后之礼厚葬李氏。
吕夷简的这些做法无疑赢得了仁宗的好感。
大凡封建帝王，都有一套驾驭群臣的权术。他们不会让某一政治派别独揽朝权，形成皇帝被架空之虞，因此总是对臣僚们实行分而治之、利用矛盾，使得相互牵制，彼此制约，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是为“制衡”。
范仲淹重新起用，除了消弭边患的原因之外，这“制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凡事只要不超出此“制衡”范围，大体就是安全的。进谏亦复如此。
范仲淹向仁宗建议：任用官吏时，不能全由宰相作主。关于官吏升迁，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特别是近臣的进退升降，要由皇帝自己掌握。
范仲淹还向仁宗呈奏一张范式“百官图”。
他指着图向仁宗解释说，哪些人是循序外迁，哪些人是越级提拔，哪些人是公正晋用，又哪些人是宰相徇私提升。
范仲淹向仁宗暗示吕夷简在官员任命中的徇私舞弊。
吕夷简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光火。他在仁宗面前自我辩解，诋毁范仲淹言辞迂阔，好高骛远而有名无实，又指控范仲淹越职言事，推荐引用朋党，离间君臣关系。
念及吕夷简对待刘太后势力和生母李宸妃的正确站队之功，仁宗把支持的砝码加在了吕夷简这边，那么范仲淹自然就需要被“制衡”了。
结果，范仲淹在五月九日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为使范仲淹被贬更符合情理，需要编织范仲淹的罪名，为此朝廷还特地在正殿上张榜告诫文武百官：不准结为朋党，不准越职言事。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替范仲淹辩护，指出仁宗亲政以来，三年多时间，三次贬逐台谏官，恐非国家之福，建议朝廷追回成命。这等于直接扇仁宗耳光了，余靖立马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索性上书自我投诉。他说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心气相通，关系非同一般。余靖与范仲淹交情疏远，还因为朋党关系受罪，自己不可幸免，请求朝廷降职处分。
这是自己跳出来的，于是求仁得仁，尹洙也被贬往郢州（今湖北钟祥）监酒税。
这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替范仲淹等人讲话的，只有谏官了，然而，谏官、御史们缄口不言。
右司谏高若抐是并州榆次（今属山西）人，徙家卫州（今河南汲县）。强学善记，精于天文，因母病兼习医术，竟成神医，虽国医皆屈服。不但不替范仲淹辩白，反而违背良心随声附和，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为人，认为朝廷在处理范仲淹一案中并无不妥之处，范仲淹急于进用，论事狂直，被贬黜完全是咎由自取。
欧阳修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挥笔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书信舒缓迂回，起笔于遥遥十四年前，从闻名到见面，徐徐回顾对高若讷思想品质的认识过程。接着，又是一番迂曲设辞，看起来似乎是为高若讷开脱，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层层剥落高氏伪装，暴露他依阿执政，俯仰默默的卑劣品质。
高若讷读信后愤怒难堪。他将书信交给了仁宗，并且进言：朝廷内外的人读到这封信，恐怕会说皇上因为意见不同而驱逐贤臣，这对朝廷的损害委实不小。
如此一来，等待欧阳修的下场可想而知，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谪。
获悉欧阳修被贬官夷陵，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愤慨之余纷纷寄诗赠文给予安慰，并勉励这位正直敢言的老朋友，这些人里面包括石介。
欧阳修让大家不要太为他担忧，他说：“这没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迎面走过去。”
声援的同僚仍大有人在。馆阁校勘蔡襄为了申张正义，创作了《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四位贤臣，鞭挞不肖之徒高若讷。
诗歌写成后，京城人士争相传诵，书商转手倒卖，可以牟取暴利。据说契丹使者将它购买回国，连同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一起，张贴在幽州（今北京）接待宋使的驿馆里。
欧阳修离开朝廷去夷陵上任前夕，挥笔写下政论文字《原弊》。所谓“原弊”，指谓推究宋朝弊政的根源，分析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
然而这些篇章，仁宗不可能看到，即便是看到了，也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