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师长，物资和兵员都已经清点完毕，按照既定计划已经准备好了划分。”
张伟升官之后，王建华也如愿的当上了警卫连连长，虽然明面上是张伟的心腹部队，实际上用的武器还不如常规的部队，张伟对自己的实力很是放心、
常凯申提供了大量的辎重和补给，以至于张伟所谓的教导师能够迅速的恢复战斗力，这一点也还要多亏了常凯申，但是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私信，他在部队里面安插了大量的基层军官，大多都是军官训练团毕业的，张伟拒绝了他们直接出任作战主官的要求，每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军官都被安排成了连队或者营级的副官。
原本张伟是要在桂林接受授勋仪式的，毕竟现在也是个少将军官了，但是被404的倾向过高，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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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战斗弹药，手榴弹乃至炮弹都消耗的非常大，虽然枪械辎重补给到了，但是其他的东西暂时还是需要供给前线，不过常凯申承诺的物资一个都不会少。
“老大，基本上人员都已经筛查完毕，抓到了两个日军的探子，还有一些是总部派过来的军官，都没什么危险，常凯申他们并未发觉到异常。”
张伟很聪明的两边战斗，向着陕西的总部要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同样也在为陕西的总部培养干部，接受了不少的基层学生，准备培养好之后再调任他们回去做政委或者军官之类的，免得秀才指挥兵，打的锤子仗。
张伟点头赞同“恩，新兵训练还是要加紧，咱们现在调回了第九战区，我担心日寇侵犯长沙之心不死啊！”
想了想继续开口道：“你们原本的营长，基本上都提一级，现在担任团长。耿继辉一团团长，庄焱二团团长，强晓伟三团团长，邓振华四团团长，龙文章五团团长，祝平川六团团长，王山七团团长，秦卫整编运输团团长，至于周卫国则是师部直属特战队队长，装备的则是之前系统抽出的自动化武器，同样火力也是最强的，苏联援助给光头的大多是轻机枪步枪和炮之类的东西，至于半自动的枪械还是少了一些。”
“重新整编一下部队，按照德国的步兵战术重新改组，咱们轻机枪的数量不少，已经足够，咱们以前一个班组按照德国的步兵班组是十个人，现在增添为两个人，原本的战术基本不变，不过少了冲锋枪，火力会比之前下降一些。”
耿继辉想了想还是开口建议道：“团长，DP28的重量不轻，射速较慢，机枪手的挑选需要慎重，捷克式的火力持续性稍微又差了一些，而且我们现在的情况便是支援武器并不足够...咱们不如将歪把子之类的也投入使用当中”
“先整编训练，武器在以后的战斗中缴获补充，或者向着委员长要，其他的东西暂时不要多考虑。”
在张伟的强烈要求之下，三八式的步枪弹还是留下了一些，不过大多都是辎重运输团使用，歪把子的子弹也留下了不少，至于其他的步枪和轻机枪，基本上都换成了全苏械，提高战斗力也方便补给，否则万国造很容易出现补给困难，而且后期都是一帮杂种东西，万一在这一方面搞张伟一手，很可能就会战斗中伤亡更大。
成了他的下属，张伟都把他们当成了兄弟，这样的事情是不想要发生的。
无论是进攻和防御战术都大差不差。
这样从基层班组的火力配置来看，一点都不比日军的配置要差，甚至可以媲美乃至超越日军的同样兵力的甲等师团，更不用说这些什么混成旅团之类的二线部队。
德军的班组进攻战术，更多时候依赖于他的机枪，轻，射速快！
PS:比DP28强多了，我看着都眼馋。现在缺少半自动武器和冲锋枪，也不是常凯申不愿意给，是因为设定中同时期的五原战役，原本和常凯申没关系的，结果因为现在日寇占领的版图比之前更大，山西本就是资源大省，设定是榨了更多的部队出来，然后常凯申没有大力反对兔党，一心打鬼子。
“老大，后勤的王处长说了，物资都优先供给前线的战斗了，让咱们再稍微等一等。”
张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毕竟他们现在还再整训阶段，暂时还不需要这么多的武器弹药。
日寇侵华策略一贯是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在“九·一八”军事占领东三省后，紧接着出现“伪满洲国”，在华北相继出现冀东自治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蒙疆自治政府等傀儡卖国组织，实行以华治华的侵略策略
。进占南京后，国民党副党魁汪精卫便公开卖国投敌，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从蒋介石集团中分裂出一批公开的投降派。而蒋介石本人正处在讨价还价阶段，所以向全国各战区下达发动第一个“冬季攻势”的命令，既能使居于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非蒋嫡系的地方杂牌军与日伪军在战争中对消实力，又有利于对日讨价。
傅作义在“冬季攻势”中的向包头进攻，就是这样一次军事行动，结果引出了日军的反击—绥西战役。日寇入侵河套地区，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使十几万河套人民蒙受到日寇蹂躏和屠杀，引起当时和国民党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爱国人民的痛恨，傅作义接受了共产党的忠告，收拾败局、重振旗鼓，各部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明白了抗日图存的真谛，经过教育整顿，又开回河套，重新部署、决心抗战，从而发动了收复五原的战役。
在五原收复战中，发挥出爱国军民的抗日热忱，克敌致果，一举收复了五原城，歼灭了大量有生日军及走狗，把日伪赶出了河套。全体军民在抗战史上，用血和肉谱写了一篇可歌可泣的豪壮史章。今特记述日寇侵华罪行、军民抗战功绩以传后人
五原战斗历史上是和桂南战斗同时进行的，是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冬季攻势的战斗之一，1939年12月20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长官傅作义奉命发动第一个“冬季攻势”中，以所部新31师孙兰峰部为主力，曾攻进包头市内敌部分据点，因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加敌人的增援反扑，21日夜攻击部队撤退至中滩附近，部队伤亡很重，“冬季攻势”以失败告终。日军随后调集平绥、同蒲两线之敌，共3万余人，汽车500余辆，坦克数10辆、及伪蒙军李守信所部骑兵6个师，在敌酋黑田师团长统一指挥下，于1940年2月1日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进攻河套右翼前沿阵地蓿亥滩、马七渡口要点，我守军骑七师师长门炳岳亲临前线督战。当时正值隆冬，风雪交加中，敌军以及优势的兵力，借火力的强大，向骑七师阵地猛攻硬冲，战况十分激烈。在危难中，门炳岳师长告诫官兵说：“生是阵地，死是坟地。”激励将士在冰天雪地中，敢于击退进犯日寇，所以全师官兵，无一退畏的。如19团2连连长吕学启率全连坚持到最后剩下6个伤员，还死守阵地，直至第二天敌军在重创下，狼狈败退。在日寇发动绥西战役中，门炳岳师首先给它一次有力的回击，敌军见右翼进攻失败，立即向左翼乌镇、乌不浪口发起陆炮空联合进攻，我守军35师马腾蛟部，事先侦知敌情，加强了阵地防卫。如第六团于30日起就进入阵地，以待敌临，官兵们昼夜警惕着敌人，3天3夜，卧冰饮雪，啃干烙饼，无人叫苦。直至2月1日黄昏发现敌人的车辆灯火直奔阵地而来，接着车辆停下来了，机步枪、大小炮火，就开始向我阵地猛烈射击。团长张海禄亲到各阵地巡视，并传令：“敌人不接近，不准开枪”（因当时35师武器陈旧不堪，不能远战，所以只好近战）战士们只好忍在战壕里，让敌人枪打炮击，逐渐接近阵地，我6团官兵在敌发起冲锋时，方以短兵相接，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冲锋。三营正面战斗尤为激烈，全营虽只剩下轻重伤员100来人，仍坚守阵地未动。在激战一夜后，伤亡渐多，而后援不继，加上防守乌不浪口的第五团，在触敌后撤退，致使乌镇守军形成孤立无援之军。到第二天（2月2日）天亮后，团长方才下令向后方苇滩里撤退，可惜由于援兵不到，后勤无人，很多伤员无人救运，活活冻死于战壕中。
乌镇、乌不浪口两个前沿阵地被敌军占领后，35军101师未及时增援两地守军，即向折桂乡方向撤退，新31师沿狼山南麓、乌拉壕北岸移动，仅有一部（93团）在乌拉壕北岸，伏击了敌人，阻敌前进。
另部在三女店、黑石虎之间夜袭敌军汽车，两处共毁敌汽车七辆，毙伤敌100余名。2日下午敌在炮空掩护下，冲破我各防守线，长驱直入河套地区，傅作义部全面撤退，放弃了河套平原。敌军于2月5日已占领了五原、临河、陕坝、三盛公等河套城镇及两条公路近旁的村庄，四出骚扰、奸淫烧杀、抢劫牲畜财物，尤为伪蒙军为甚，迫使老面姓逃入山里和黄河南岸避难。
这场战斗，兔党参与了很多。伏击了敌人的交通线，同样破坏了不少的交通枢纽，以游击战麻雀战之类的方式让敌军非常疲惫，为战斗的胜利铺垫了重要的条件。
其中，以燕双鹰率领的手枪队表现不俗，这也是张伟的老部下了，同样名声响彻北方地区。郑三炮则是成了陕西兵工厂的负责任之一，掌握的大量爆破知识给予了很多专家的灵感，当然要是让他参与到研发设计里面，可就有些太看得起他了。
在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的整建计划又做了修改，从最初版本的战时40个师团到1938年初的55个师团，到1938年底，则是目标1942年之前完成战时65个师团与陆军航空队164个中队的整备工作。
为了生产并储备足够的装备、弹药、整建计划所需的经费自是节节高升，仅1939年的扩军预算便需18亿日元，日本的财政已经到了临界点。
事实上，日本也积极的想从中国脱身，可其和谈条件超出国民政府的底线甚远，想在此一方面达成突破的几率并不高；
另一方面，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附庸政府，“以华制华“，以帮助日军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但由于效果都不怎么样，即使1939年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PS：汪狗主观上不是很愿意拿着手下的治安军队去打中国人，也是挺迷的，这点的原因我并未查到，有懂哥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科普一下。
第11军整个1939年的战果差强人意，且整体上日军兵力较少，就算是第11军各师团也负有占领任务，要发动攻势就得大幅抽调守备兵力，在无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势自是不可能持续，换言之，要以大攻势削弱我军，日本人就得大幅增兵，否则能打的就是局部（且不深入的）攻势而已，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可惜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106师团还被成建制的消灭，一时间十一军只能够龟缩在战略要地，将战线全线收缩，防备中国军队的进攻，要知道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实力可是不少的。
日本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也体认到这一点，他在1939年12月提出的报告中便认定了外交或小攻势是不可能有用的，必须大幅增兵采取大攻势，可此时日本陆军正忙着生钱去扩军，根本无法增兵前线。
事实上，自武汉会战后日军的“守备化“，就是为了省钱以支撑建军计划，在华日军地面部队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约85万人，至此时已减少约5万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