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姓窃明

浙东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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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3章 在磨合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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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都发话了,下面的人当然要跑断腿。

所以仅仅在朱树人接见完孙嘉绩后两天,应天府就把这次“废丁分籍”变法最初阶段、表现比较好的几个户曹官吏,送到了南京城,由朱树人接见问话,汇报经验。

而朱树人在接见之前,当然会先看一下名单和履历,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让他颇感意外的地方。

“溧阳县户曹,绍兴府余姚县,姚启圣?38岁了才是一个举人?啧啧,应举倒是挺艰辛的,果然不是读圣贤书的料呐。

孙嘉绩好像也是绍兴余姚人吧,跟他还是同乡?会不会是看在同乡的份上,能提携就稍稍提携了一把?”

看到姚启圣的名字时,朱树人也是有种沧桑感。

他当然知道,这家伙历史上是帮着狗鞑子打郑成功的,而且此人原本历史上,在康熙手下一开始也仕途不顺,毕竟不是读书的料,只靠举人出仕,还喜欢破坏海禁,被罢官从商过——这些历史知识也不是什么偏门的内容,哪怕没读过史书的,只要后世看过几部康熙年间的清宫剧,基本上就知道了。

不过朱树人也明白,既然现在大明江山已经幽而复明,将来肯定会免不了用那些原本历史上仕清的文人,这是没办法的。毕竟总不能要求历史上大明都不存在之后才出仕那些人、一辈子不给清朝做官吧?

所以,朱树人也只能把内心的恶心压抑一下,定一个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了二臣,受了大明的国恩,在大明种的科举,再去投清,那显然罪孽要稍重一些。如果一个人历史上在明朝没有受过国恩,没有被取中功名授官,是到了清朝才中科举的,那也就没法苛责太多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没食过禄的,只要忠于民族气节,但没必要忠于一家一姓。

朱树人自己让顾炎武代笔的那部著作里,也是这么写的,“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他当然要秉持自己的做人和用人原则。

……

闲言休絮,且说朱树人压抑住对“使用历史上助纣为虐之人”的不快后,选择了和颜悦色地召见姚启圣。

姚启圣听说自己在溧阳县帮着推进工农分籍表现良好,居然被摄政王召见了,也是受宠若惊,还没进门,就已经做好了要当狗的思想准备。

他很清楚,自己这样的人设,不喜欢官场论资排辈,亦官亦商家里还搞点海贸做点小生意,读书上却连个进士都屡试不中——这样的人,王爷重用你干嘛?那肯定是需要你去咬人嘛!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就别贪图这场富贵!

于是乎,一进门,姚启圣行礼毕,简单几句歌功颂德之语后,朱树人就已经听出,对方是个聪明人了,不怕做事沾脏水。

朱树人就先言语上给点甜头:“听说你读书虽不行,算术、经商倒是懂得不少,家中还曾涉猎海商?”

姚启圣连忙承认:“学生于经史一道,天资笨拙,着实惭愧。”

朱树人摆摆手:“没什么可惭愧的,孤也是出自海商之家,也不爱读腐儒之学。”

姚启圣立刻跪下歌颂:“岂敢与王爷对比!王爷天资卓绝,明断万里,虽不爱腐儒之学,只需略略分出万一精力涉猎,当年犹能得两榜进士。

学生却是分出人生至少半数精力,欲求一同进士而不可得。”

朱树人笑了:“听说伱是绍兴府余姚县人士,孤之先妣也是余姚县人士。内阁张阁老、应天孙府尹也是余姚县人士,看来绍兴府余姚县,擅出钱粮财赋能手呐。”

明清两朝,绍兴府师爷的钱粮收税能力,那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两榜进士出身的科道官员,自己数学贼烂,到了地方上,算账收税就只好靠绍兴师爷。

以至于当时绍兴府余姚县,那是出了名的全国数学最好的地方,各种钻空子避税以及识破避税的手段,最开始都是从余姚人圈子里冒出来的。

如果那个时代偷税漏税的会计也要坐牢,那牢里至少八成的会计是会稽人。

而姚启圣听摄政王居然如此抬举,还调查过他的籍贯,顿时愈发精神抖擞,准备一展所长:“殿下日理万机,竟还知晓学生乡籍,礼贤下士之德,古今无匹!学生实在铭感五内!”

朱树人一摆手,示意对方不必来这套虚的,很快就切入正题:“今日不叙虚礼,孤没那么多时间。

既然你在溧阳县表现卓异,那你倒是说说:这工农分籍废丁之法,如今试行下来,可还有细微不当之处?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抗,又当如何处置。”

姚启圣知道机会难得,倒也没有藏掖,他来之前是做好了功课的,所以深呼吸了一口后,坚定地说:

“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涉猎海商,近年来我大明外洋商人、工匠日渐增多,学生也曾与英吉利国人交流,得知他们那儿有一种‘羊吃人’的圈地,便是把小自耕农尽量变为工人……”

朱树人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并不反驳。

姚启圣见自己猜得稍微有点眉目,斗胆继续说下去:“若果是如此,学生倒是觉得,殿下设置每户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之法,确实该当推行,但具体推行时,手法还可斟酌。

比如,世人之所以觉得,百姓每户至少种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劳力才能饱和,多半是以平原旷野、鱼米肥饶之地而论。

但若是山区崎岖之地,地块偏狭离散,要强行让少地百姓卖地迁移、合并田土,未必能提高多少效率。

何况山区崎岖之地,周遭也没有繁华城镇,工坊工场稀少,百姓全部农籍改工,也未必找得到活。按新法全部充作徭役,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长途服徭役——秦末之时,陈胜吴广便是远途异地服役,在途损耗太重了。”

朱树人听完,觉得倒也有点道理。确实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如果农籍被逼换籍,好歹有个吃公家饭服徭役的机会保底。而且从全国全局来看,徭役人口永远不存在太多没活儿干的情况——

大明还有那么多建设可以搞,实在不行朱树人还能搞“国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加速。有他这个开挂的人指点,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没处去的问题。

但是,异地服役,以及强制百姓迁移,这事儿确实容易出乱子。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的,路上损耗的时间,就会让人心浮动。

这可不是21世纪,东北到广东打工都没有怨言,还觉得赶那么远路是应该的。这个时代的人,太过安土重迁了。如果没有犯罪,就要对方离家千里,那根流放的犯人有什么区别?

哪怕朱树人是为他们好,觉得山沟沟里养不活那么多人,希望山区百姓往周边平原城市就近迁移,也一样会有人抗拒的——

这一点,哪怕21世纪,在最后扶贫的攻坚阶段,就是有很多绝对赤贫,宁可留在山里,也不要搬出来,在城里分房子给白住都不愿意出来。有些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文盲,融入不了社会,宁可在山沟里自己种自己吃。

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大明的扫盲率,比后世更差无数倍。

朱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步子在某些很局部的细节上,稍微迈大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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