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前，女麻醉师笑盈盈问我一些日常问题，“做什么工作？”“有几个孩子？”像初次见面的闲聊，我忘记胳膊上扎着针。其他医生从容准备手术工具，从我躺着的角度，只能看见麻醉师带着口罩的脸，听到她温柔的话语。
她拿过来一个面罩，“来，大口呼吸，这是氧气。”
然后，一切与我无关。
醒来听到的第一声是床头有节奏的心跳脉搏检测仪的滴滴声。丈夫聂祖之在低头刷手机，看起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和进入手术室之前一样。
“几点了？医生说什么了吗？”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自己的病情。
阿祖的眼睛离开屏幕，看着我，“醒了？刚出手术室不久，医生说继续观察。饿吗？”
“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他的眼神东躲西藏，“不太好，但你别担心。最终诊断以病理检测为准。而且手术很成功，医生见到肿块形状，以最坏的打算下刀，不仅全部切除干净，还进行了扩切。”
两天后出院，等病理检测那些日子，恍惚忐忑。直到最终确诊为腺泡状软组织肉瘤二期，人们称为癌症。
早该这样的，一切有迹可循。不冤。
很多人认为确诊一项重疾像挂号确诊阑尾炎一样简单，实际上我为这病折腾了几个月。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找朋友找专家，他们不敢妄下结论。曾经在一所市医院做活检时，医生见位置不好取样，跑出去找别的医生帮忙。我就被晾在那里，保持手臂向上的姿势，手术室特别冷。取样失败，切开的口子原封不动缝好。
中途发生了很多波折，边看其他医生，边在成都最好的医院抢挂号。
等了无限久，才住进那所医院。
也好，总算有了个确切结果。抱着阿祖，我们俩一起痛哭一场。后来他没再哭过，为了保护我的情绪，他独自见医生、分析病情、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和病友学习经验、为我做工作交接、应付亲友过于沉重的关心……
有一件事，他始终无法代替我承担——面对生死考验。
是的，一切有迹可循。
从出生那一刻起，似乎每分每秒都导向这一天。而我不再想和过往有任何牵连。就像锋利的手术刀，切走不属于我的那部分一样，我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手术”。
在这里，我把过往的自己称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