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是抗日战争中一支颇具传奇的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40多万川军整建制出川作战，四川另征发近260万壮丁参战，加上其他途径服役的军人，四川在抗战期间输送的兵员几乎达到350万人之巨。
当然了，川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据统计，抗战期间川军将士阵亡高达26.4万人、负伤高达35.6万人、失踪2.6万余人，总损失近65万人。
川军牺牲如此之大既与武器装备有关，也与部队的训练落后有关，同时也跟上层指挥严重混乱，作战中缺乏必要的补给关系重大。
川军在抗战期间编成了6个集团军另部分独立部队出川作战，其中22集团军就是其中之一，该集团军下辖第41军、第45军和第47军，每军下辖2个师，每师下辖2个旅，旅之下为团。
1937年，第22集团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时，除第47军因路途较远，另外两军各留部分部队驻川之外，22集团军主力有4万余人抵达前线。
在当时，川军是各地方军中武器装备最差的，而第22集团军又是川军中武器装备最差的。
整个集团军没有一门山炮、野战炮，口径最大的重武器就是迫击炮，而且迫击炮得数量和炮弹都很有限。
每个师的轻重机枪一共只有几十挺，有的连队一挺机枪都没有，而且机枪中很多还是四川仿造的，射击时根本就不能连发。
而当时满额的中央军调整师一个师就有重机枪72挺，轻机枪324挺，要是算上炮兵的话，武器装备比川军一个集团军都要好得多。
而在步兵武器方面，川军百分之八十的步枪也是四川造，打得近、打不准不说，故障率还奇高，汉阳造这种步枪在川军中都是好枪。还有不少人背着前清时期的单打一步枪（就是只能装一发子弹子的步枪）或者大刀。
为了使得武器稍微像点样子，不少川军的长官自掏腰包购买武器，如川军第372旅的旅长曾更生就自购了几十挺轻机枪，川军第727团的团长张宣武也自购了2挺轻机枪。但这些对于数量众多的部队来说毕竟也只是杯水车薪。
第22集团军出川前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武器极度落后的情况，上报后，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复：川军可在陕西的西安得到武器弹药和补给。
于是这4万川军将士就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当时每名川军的标配除了武器外就是：2套单衣、1副绑腿、1顶斗笠、1领二尺宽的草席、1床二斤重的被子、2双草鞋、1副碗筷，以及背着这些东西的竹背夹。
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四川，而是埋骨异乡。
让川军将士没有想到的是在陕西境内，他们什么补给都没有得到。因为山西前线吃紧，川军就又被急调到了娘子关前线。
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面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请求拨出一些武器弹药和补给给川军。
结果阎锡山看着川军不像能打仗的部队，仅仅是送了川军20挺晋造汤姆森冲锋枪作为礼物了事。
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又跑到西安去要，结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说你们都归第二战区指挥，应该向二战区要粮要弹。
阎锡山不仅是不给川军补给武器，连军用地图都没给一张。
还是川军41军高级参谋胡临聪去找在晋绥军中任参谋处长的楚溪春才要到了2张晋东地图。
另外，我党人员看望川军时，还给邓锡侯带来了平型关之战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激动之余说了五个字，患难见知己！
当时已经是1937年11月初，北方已经见寒，川军大部分将士仍是单衣，就是在这种缺衣少穿、武器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川军与日军交上了火。
在娘子关前线，第二战区所属部队有很多，但是阎锡山指挥混乱，致使各部队无法一致行动，甚至连撤退命令都没有统一通知。
而川军第22集团军的电台只装备到师旅一级，因此更缺乏对部队的控制。
因为不熟悉北方地形，而且晋绥军也没有向导负责联络带路，第22集团军司令部在汉奸的带路下与南畔村日军遭遇，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坠马摔伤，要不是卫队死命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而第22集团军与日军第20师团交战也颇为不利，伤亡高达3000余人。
再之后，随着娘子关的失守，川军和友军全都溃败了下来。等川军收拢完部队后，部队已经伤亡过半。
缺粮少弹的川军在溃败之中，有溃兵抢劫了晋绥军的一处军火库，又招来了阎锡山的一顿臭骂。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川军第22集团军的评价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同时还将娘子关失守的罪名给扣到了川军的头上，并要求调走这支部队。
军事委员会询问第一战区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阎锡山都不要，我们也不要。
委员长也火了，道：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罢！
这时候第五战区情况危急，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道：诸葛亮还扎草人做疑兵呢，川军总比草人强几倍了吧！于是，第22集团军才离开山西战场，来到了徐州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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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川军健儿怀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部出川，不曾想竟被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一拒再拒，成了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儿，总司令邓锡侯和副司令孙震灰头土脸，在下属面前颜面尽失。
因此，他们对愿意接收他们的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的宽容大度感激不尽，很快就赶赴徐州报到。这是他俩第一次与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见面。
一见面，邓锡侯和孙震啪的一个立正，神情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还了一个礼，热情地拉着他们坐下，让勤务兵沏上茶。
坐定后，邓锡侯低头扯扯军装，掩饰尴尬的神色，然后苦笑着说道：“一、二两个战区推来推去，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竟然让我们无处容身，惭愧噢！李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摆摆手，说道：“过去的事不必提了，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一些，有的事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原谅。”
他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既然是军队，就必须军纪严明，令行禁止，不能像土匪那样烧杀掠夺，鱼肉百姓。时下，我们的共同日军人是强大的日本侵略军，更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大家万众一心，共同杀日军报国。你们是带队伍的，要向部队讲明这一点。”
邓锡侯、孙震二人频频点头，连连称是。
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单刀直入：“说吧，你们有哪些困难？需要什么装备？我帮你们争取。”
“太好喽！”邓锡侯欢天喜地，与孙震交换一下眼神，顾不得面子不面子，说道：“枪械太坏，子弹太少。”
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十分干脆：“这样吧，我立刻电呈军委会，请求给你们拨500支新枪，我再从五战区的库存中另拨一批子弹和迫击炮给你们。行吗？”
“要得，要得！”邓锡侯、孙震二人眉开眼笑。
很快，二十二集团军的装备和服装焕然一新。
大军出发前，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还前往训话动员，川军将士备受鼓舞。
后来二十二集团军老兵还曾回忆，王铭章的一二二师没有领到枪，但补给了两卡车的手榴弹。守滕县的时候，正是这些手榴弹起了很大作用。
老兵说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补了军饷以后，他们的伙食就好起来了，几个月来第一次买了猪吃了回锅肉。
那天晚上，口令竟变成“回锅肉”，回令则是“打牙祭”，日本人肯定搞不懂了。
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除了给川军补助伙食费，还补发3个月军饷，军官们可以给家里寄钱了，一二二师后来在守滕县时，全师官兵舍命杀日军，与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笼络人心有极大关系。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过渭水上游，姜维九伐中原，始终未出陇南一隅。
如今，川军东出剑门关，过巴山，越秦岭，横穿关中，转战太行山，横贯数千里，勒马泰山边，西望巴蜀，东指扶桑三岛，在四川军人史上亘古未有。
更何况，他们是为了抵抗异族之寇，为了全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唤起了川军将士神圣的荣誉感。
川军也不是生来松散，出川初期的军纪荡然，很大程度上是“人穷志短”。被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推来搡去后，将士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的包容体贴、善解人意，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将士们的荣誉感，让他们知道自己抛家舍业、千里奔波，究竟是为谁而战。
二十二集团军投奔到第5战区司令李长官麾下后，开赴山东境内，严厉整肃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一切公买公卖，童叟无欺，还派人赴各乡宣传，尽量扶助民众武力，使人心开始稳定。
从东北角的城前镇至滕县城关，在90华里长的道路沿线，山东民众为欢迎川军，沿途杀猪宰羊，烤烙大饼，预备做饭柴草，道路上的积雪也被打扫干净。
滕县以北与日军接触的前沿地区，山东民众对军队的爱护更甚。他们送来近千斤粉条、30多头猪和大量鞋袜。
山东民众看到川军士兵没有手套，一齐动手奋力赶做。看到川军士兵在刺骨风雪中监视日军，将柴火送到山上，亲自为哨兵燃火取暖。
看到川军士兵冒着风雪修筑工事，送来冻疮药，并为冻伤的川军士兵敷药包扎。看到川军士兵染上疾病，更是守护在旁，不忍离去。
有一次，川军一支队伍欲开进一个村庄，不知庄内已藏有日军。正在村外的一位村民见状，赶紧打着手势劝阻，他们不解其意，仍继续前进。
村民双手做喇叭状，压低嗓门说：“有日本人！”
这些川军听不懂山东话，不知道他在说啥，没有停下脚步。
村民急了，一面打着手势，一面指着村中，连声喊道：“有鬼子！有鬼子！”
战士们这才明白过来，呼啦一下散开戒备。
此前，藏在庄内的日军已察觉，并已做好战斗准备，见此情景立即开枪射击，这位村民不幸中弹身亡，而川军队伍却逃脱了灭顶之灾。
得到山东民众的拥戴，川军官兵备受感动。邓锡侯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能得民众如此爱戴，今天就是战死疆场，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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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第22集团军进入山东滕县阵地，开始与日军交战。
3月份，日军主力一部进攻滕县，川军41军代理军长兼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打出了著名的藤县保卫战。
3月14日的拂晓，在川军刚完成战略部署之时，日军步、骑兵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向我45军125、127师第一线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滕县保卫战打响！
川军将士奋勇迎战，恶战一日，除了突出部的几块阵地被日军占领外，界河东西一线正面主阵地屹然未动。
次日，日军见正面难以突破，遂派出两支兵力迂回川军侧翼，左翼的124师370旅因布防时间不久，工事尚未完成，死伤惨重，王铭章急调372旅全旅驰援370旅，稳住了阵脚。
下午，日军经过一系列战场侦查后，调整了作战计划，集结万余兵力由龙山以东延翼向滕县方向迂回，准备以优势兵力撇开正面防线直接攻打滕县县城。
滕县县城一下岌岌可危，当时，川军主力绝大多数被日军人在正面阵地咬住，县城内仅仅只余有三个师部和一个旅部，满打满算就三个警卫连和一个通信连加一个卫生队。
王铭章急令尚未与日军接触的122师366旅回防滕县县城，但这个旅部署较远，援不济急。
王铭章又打电话给临城集团军总司令部请求援军，孙震当时手中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直属特务营，编制是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孙震只留下一个手枪连，其余三个连火速支援滕县。
滕县的危急关头，王铭章对周围将士说道：“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寡劣的武装，担当津浦路线上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足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言。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不足以赎回我二十年内战的罪愆。”
接着，他电令727团除在洪町、高庙的一个营原地防守，另以一个营留置北沙河第二线阵地暂时由第127师指挥外，其余部队立即脱离日军当面之敌，回防滕县，由该团团长张宣武担任城防司令，统一部署守城事宜。
张宣武也是暗暗叫苦，他带回城的是第三营，就是个步兵连，连轻重机枪都没有，团直属迫击炮连就4门川造的82毫米迫击炮，一个只有四部破旧电话机的通讯排和一个有二十副竹子担架的担架排。
还好在当夜的十点多，孙震派来火速支援的三个步兵连由临城抵达了滕县，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立即登上了城墙布防。
截止这时，滕县县城的所有战斗部队，共有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四个特务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弹药的124师下面的一个步兵连，总共2500人。
此外就是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警察和保安团约五六百人，加一起城中武装力量为三千人，但是真正战斗部队，尚不满两千。
3月16日的拂晓，日军约万余人继续向我龙山、PY山阵地猛烈进攻。
上午七时五十分，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先后听见机、步枪声，冯河、龙阳店方面之日军已开始向我守备东关的警戒部队进攻。
八时许，日军炮兵约一个炮兵大队(山炮十二门)在滕县以东的东沙河附近高地放列、试射之后，接着即以齐射排炮的密集火力向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猛轰起来。
同时，十二架日军战机也飞临滕县上空，疯狂地进行轰炸、扫射。
自日军开始进犯滕县外围界河阵地两天以来，城内外人心安定，秩序良好。
此刻忽然炮弹、炸弹如狂风骤雨般从天而降，市民顿时慌乱起来，男女老幼齐哭乱叫，纷纷出城向西逃难而去。
半小时后，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市民百姓，除了守兵而外，简直成了一座空城。
驻在西关电灯厂的王铭章师长，听到枪炮声、轰炸声之后，先在电话上向张宣武询问情况，随后他就跑到城内第一二四师师部，同陈离师长、税梯青代师长、王志远旅长和张宣武会面。
他首先问了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接着又问张宣武:“张团长!守两三天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也为难，总共10个步兵连，有6个步兵连还不是自己所属，战斗力如何都不知道。
当看出张宣武面露难色，王铭章沉思后说：“我们的援军最快也得夜里才能到达，如果我们不能守住，那就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
于是王铭章师长立即给孙震去电，将作战计划汇报上去。
孙震沉吟片刻，回电道：“委员长来电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汤恩伯的先头部队昨日已经到了临城，后续部队也正陆续赶到，我立即催促王廉仲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以待援军。如果认为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四十一军的部队通通调进城内。”
至此，王铭章师长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对张宣武说：“张团长！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腾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可在四门张贴布告，晓谕全体官兵，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这时，城外的日军炮兵，自上午八时开始，足足朝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发射了三千多发炮弹。
上午十点的时候，日军的大炮突然停止了射击，日军战机亦没了踪影，东郊各村庄的川军警戒部队也撤回东关，一时间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
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真正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果然半小时后，日军的全部炮火突然朝向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猛烈轰击，不到一刻钟，那段寨墙就被炸开了一个一二十米宽的缺口。
紧接着，日军一个小队陆陆续续的跳进缺口外的寨壕内，而我守城官兵，早已埋伏在缺口处，待日军人全部下到寨壕，正准备发起冲锋时，川军将士们纷纷将手榴弹朝着日军投掷而去，日军在寨壕中无法躲避，一下子被炸死五十多人，日军撤退后的生还者还不足十人。
双方在缺口处反复争夺了三次，日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后宣告了攻击失败，守城部队这才急忙调整部署，修补阵地工事。
下午两点左右，日军觉得东关南半部是个硬钉子，于是转移目标，又向东关的东北角攻击，攻击的方法一成不变，又是先用炮火炸开一个缺口，然后密集火力掩护步兵进攻。
滕县守军也发现了这个规律，也用方才守军的打法给日军再来一遍，日军又连续冲了几次，又丢下近百具尸体而告结束。
但是在东关东北角这边，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守军伤亡也是非常惨重，王铭章师长于是将师部特务连只留了一个排作为警卫，其余均派遣到守城一线作战。
下午五点左右，日军发动了第三次攻势，日军几乎集中了所有的重武器，并动用了飞机，每批约在十架以上轮番对城中进行轰炸。
而每次日军的步兵冲锋一次也达到了半个中队。但是仍然被守城川军将士给消灭殆尽。但是滕县守军本身的伤亡也在迅速增加，东关门及两侧的守军已几乎全部阵亡。
在东关门前，第一次发生了血腥惨烈的肉搏战，川军一百多名将士在此壮烈牺牲。
日军突入关内四十多人，负责该区域的严营长立即命令该连驱逐这些日军，结果该连在付出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还是有二三十名日军未被消灭。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透，张宣武认为不趁机把这二十多个日军给整死毕竟是个祸害。
当夜，张宣武调集守备城垣东、北面的预备队727团三营第11连进剿，说道：“如能完成任务，官长士兵都有重赏，如果不能把这几十个日军人消灭，你们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该连官兵士气极旺，锐不可挡，猛扑之下，一举成功，将这股日军全部消灭，东关关门也失而复得。
晚上八点以后，战斗终于停止，双方偃旗息鼓，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日军的照明灯不时划破天空，把城关内外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3月16日一整天，在王铭章的指挥下，滕县守军共打退日军9次疯狂进攻，营长严翊在最后一击的督战中，身负重伤，守军减员异常严重。
此时，外界与滕县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指挥系统出现紊乱，界河主阵地也被日军逐次突破。
为集中兵力防守滕县城，当天傍晚王铭章决定将守卫在深井、池头集的吕康(124师370旅旅长)、曾元(124师372旅旅长)两个旅调入城内，三七二旅743团熊顺义部为总预备队。
在洪疃、北沙河所驻的727团一、二两个营也先后到城内布防。
日军方面也有些措手不及，想想去年也就是1937年12月不费吹灰之力就侵占了大半个山东，原以为对面这支几乎没有重武器、来自中国腹地的地方杂牌部队会和韩复渠部一样不战而逃，或者做做样子就溃败而去。
谁知他们居然抵抗得如此激烈，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滕县这里并不需要耗费什么时间，按理现在先头部队可能已经在徐州外围了！现在经过三天以来的恶战，才知道碰上了硬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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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援军汤恩伯部王仲廉军15、16日陆续到达临城，先头部队一个团刚下火车，孙震以滕县情况紧急，令其前往增援。该团在南沙河遭围攻滕县日军一部攻击，不支溃退，其他各部仅在南沙河警戒。
其军部到达后，得知滕县正受强大日军军围攻，便借口机动作战，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北峰山以东地区开去。
于是南沙河之日军向前推进，22集团军总部不能抵抗，遂后撤至运河南岸利国驿，从此与滕县守军失去联络。
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3月17日，北风凄厉，阴霾满天，滕县保卫战到了最后阶段。
日军在滕县碰上硬钉子，出乎日军的意料，遂于当夜，调集精锐部队，配属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炮兵。
拂晓开始，日军以每分钟10发以上的密集火炮轰击，20多架日军飞机也低空投弹扫射，滕县城内房倒屋塌，硝烟弥漫，全城一片火海焦土。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轰炸之后，日军开始向滕县的东关进攻，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掩护步兵从东寨墙的缺口冲锋。
滕县东关守军冒着日军炮火，在近距离用手榴弹、大刀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守军伤亡惨重。
另一部日军向被轰塌的东南角城墙进攻，滕县守军一个连，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两辆，在日军密集火力射击下，该连伤亡殆尽。
日军步兵40余人冲上城角，滕县守军另外派遣一个连向突入之日军进行反击，经过激烈的肉搏，全歼突入之日军，该连官兵仅剩14人。
王铭章师长一面督师迎战，同时电告总部：“日军步兵登城，经我军冲击，毙日军无算，已将其击退。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战至正午12时，日军攻击受挫，暂时中止进攻。
下午14时，日军突然以重型榴弹炮12门猛轰滕县的南城墙，二三十架日军飞机集中轰炸南关七四三团防区，守城官兵一时间伤亡过半。
南城墙被日军轰击约一小时，几乎被夷为平地。
15时半，日军占领滕县南城墙。与此同时，日军突入东关，王铭章只得在城中心十字路口指挥作战。占领滕县南城墙后，日军又集中炮火轰击滕县西城门楼。
17时，滕县西门及西门以南的城垣落入日军之手。
此后，滕县南城墙和滕县西城墙两面的日军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猛烈射击。
王铭章于是率人从西北角登上城楼，组织部队反击。他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去夺取唯一后方交通路线的西城门，结果特务排全部战死。
王铭章迫不得已缒城而出，准备到火车站指挥124师372旅继续战斗。
可刚走到西关电厂附近，便被西门日军军发现，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射来，王铭章身中7弹，鲜血喷洒在城墙上，当场牺牲。实践了他“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豪迈誓言。
同时殉难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等人，滕县县长周同等人也相继牺牲。
黄昏时分，日军攻占滕县东门。
至此，日军已占领滕县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但滕县城内仍有零散守军官兵不停地袭击日军，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
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日军人同归于尽。直至18日午时全部战死。
川军将士往往就是身上捆着手榴弹，然后大喊着“国存我死”扑向日军，在手榴弹的爆炸中，和日军一起同归于尽！日军被这些四川草鞋兵的手榴弹自爆攻击杀得胆寒！
滕县一役，滕县守城部队自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都阵亡。
王铭章将军殉国后，其警卫副官李少昆含泪将其草草掩埋，便乘夜幕潜回临城总部汇报。
几日后，李少昆等3人奉命返回滕县寻找王将军遗体。
他们来到西城门外，见日伪军戒备森严，一连几日难以接近城壕。
正当他们焦急万分时，偶遇城郊农民刘兆福。交谈中，李少昆觉着刘兆福正直、爱国，遂以实相告。刘听说寻找王将军尸体，很愿意竭力帮助。为安全保密，他将李少昆等领回家中隐藏。
其后，刘兆福介绍李少昆等结识了城里的王姓泥瓦工，王又通过关系与县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经过七八天的秘密活动，终于制定出寻找、抢运王将军遗体的稳妥计划。
4月初，在红十字会人员的引导下，5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西门外城壕边。
李少昆找到暗记，轻轻扒开土，遗体露出，有人提议看看遗体身上有没有什么信物，大家在一位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了一枚刻有“王铭章印”四个字的水晶章，遂确定这就是师长王铭章遗体。
几个人立刻用席子将遗体裹住，由刘兆福等人用小车连夜送往徐州总部。后王将军遗体被转运武汉进行公祭。
由于王铭章将军的牺牲对民族气节和前方士气都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的灵柩所经之处，军政机关及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自动前往祭奠迎送，极为哀痛。
1938年5月9日，王铭章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武汉万余人民群众前往迎灵。我党代表数人也参加了迎灵和公祭。
我党主席更是撰赠挽联一幅：“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日军，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对王铭章将军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表示崇高的敬佩和对他以身殉国表示深切的哀悼。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的抗战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追赠为陆军上将，而且明令褒扬，举行国葬，拨款1.2万元治丧，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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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期，川军以打内战在全国可谓是臭名昭著，从1912年成都的“省门之战”算起，各派系军阀之间的混战达487次，坑苦了四川的百姓，名声很坏。
而抗战爆发后，300多万川军出川打国仗，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其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
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军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1941年SC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四川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
四川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
四川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
四川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还有一个四川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