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蒙古汉化比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学的太多太杂了。
毕竟元朝文化一大特点就是杂，四大名著要是在这时候诞生的话多半也能杂糅成一本，讲述贾宝玉林黛玉雪夜上桃园结义，随后一起保护唐僧去荣国府求取一百零八魔星将谱的故事。
蒙古顺着西征之路输送征服和威名，而其所征服的诸国诸族则借着西征路为血管，向蒙古输送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大食教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这些都对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相较于儒家经典，这些宗教文化在学习上的门槛也要低上许多，自然也更受欢迎。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1258年元朝立国前夕的大安阁辩论。
这件事的最早由头要追溯到1220年，当时的全真教教主丘处机远赴中亚去拜访在西征路上的铁木真，当时丘处机确实能说会道兼之铁木真第一次遇到蒙古以外的大型宗教向他抛出橄榄枝，不假思索之下当时铁木真赐了全真教三大特权：
第一，全真教徒赋税全免。
第二，令蒙古治下所有宗教皆听丘处机号令，以丘处机为首。
第三，只要是蒙古所辖之地，丘处机可以任意立观度化人，不受限制。
三大特权使得丘处机成了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帝者之尊师、天下之教父、万乘之国师”，也使丘处机所领的全真教靠着当时风头正盛的蒙古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除了正常建造道观度化道士之外，在蒙古的主要城市里全真教干脆将佛刹、夫子庙等都直接强行改道观，儒生和尚当场强行度为道士，双方矛盾愈发尖锐。
在全真教为所欲为的时候，其他宗教也开始顺着蒙古西征折返的大军进入蒙古帝国，而其中进展比较神速的就是主动投诚愿意代元管理藏地的喇嘛教。
现代学者总结过，蒙古接受喇嘛教第一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第二是因为双方的生存环境都是气候严寒多变的高原，具有相同的崇拜自然的条件。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喇嘛教旨意浅显行特从俗，与蒙古粗犷之性相符，而且其宗教巫术以世界之乐为涅槃之乐，以男女之事为快乐供养，这种与儒道佛截然相反的顺从天性的风俗更适合当时蒙古的伦理观念。
以及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铁木真拍脑袋给丘处机允诺的特权实在太大，本来一個只配当奴隶的南人只要加入全真教就能摇身一变成为道爷完成阶级跃升，就算蒙古人能忍，其他教派也忍不了啊。
于是从1254年开始，佛道双方就开始频频摩擦，最终所有恩怨汇聚在1258年双方精锐尽出的大安阁辩论。
不过此次辩论嘛，一来佛教所穷追猛打的《老子化胡经》这东西经不起推敲，二来佛教的主辩手、喇嘛教的天才教主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交莫逆，且裁判官员也都是忽必烈指派，三来当时蒙古上层已经确定要打压道教，所以最终这场辩论以佛教获胜、道教十七个领头人削发为僧落幕。
而在这件事之后，喇嘛教与忽必烈的关系持续升温，并最终在元朝建立后成为地位更加尊崇的国教，根据元史记载，百年之内的元朝宗室全部都是喇嘛教的信徒，而且上朝时候国师可以坐着，什么大将军宰相之类通通都得站着。
全真教和喇嘛教在教义上自然完全不同，可一旦得势之后干的事情就没什么不一样了，仗着特权为所欲为兼并土地佃户什么的只能说是基操，算是给大元挖了一手好坟。
当然也也必须承认，也正是从元朝尊喇嘛教开始，藏地和中原的联系开始加强，藏地成了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很有正面意义。
不过如今也有看法认为，喇嘛教的失控与忽必烈这个卓越的政治家晚年陷入抑郁也不无关系。
而忽必烈陷入抑郁的原因也简单到与历朝有点相似性：
外战不利，晚年丧妻、丧子。】
“阿耶，儿学什么学的很好？”
甘露殿中李承乾听到后世居然提到了他的名字，骤然感觉到的便是惊喜。
但前后所联系起来的意思，却又让他一时有点迷茫，这好似也不是在夸他？但为何说学得好呢？
对此李世民的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一开始又听到后世调侃长子效突厥法的旧事心里自然有点不舒服，甚至想要去敲敲李承乾的脑壳。
但直至听到最终这蒙元帝因为丧妻丧子陷入抑郁，这种想法就已全然消失不见。
因为惊吓，李承乾身体顿时抖了一下，甚至习惯性的想要躬身请罪，毕竟他也读过汉书，知戾太子之事。
心中那没由头升起的恐惧被冲散，近两年来那陪他骑马射箭，陪他观地图讲山川娱节庆的阿耶的形象重新清晰起来：
“儿自是想的”
“有此志，才配为大唐太子。”
李世民眼中笑意收敛了一点，眼底浮上来的是李承乾看不懂的慨然：
“为君者当治民，而欲治民必先知民，这也是此前说要令你游历河北之因。”
“等从河北归来，还需去往西域，高昌何日克，汝便何日返。”
“到那时，便可效法明太子，参政学治国。”
于是方才的疑惑也被李承乾暂时抛到脑后，满心都被兴奋所取代。